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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李成林：养老服务建设需聚焦三大核心需求：第一是基础生活保障需求。基础保障是养老服务的核心底线，尤其要覆盖独居、特困等困难老年群体。一方面要完善日常便民服务，四川已建成千余个标准化老年助餐点，搭配助浴、助洁、助行等上门服务，适配居家养老的核心刚需；另一方面要推进适老化改造，不仅要持续推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、家庭适老化设施安装，还需完善社区无障碍通道、扶手等公共设施，契合高龄老人和行动不便老人的出行与居家安全需求，这也和四川此前实施的公共服务适老化改造行动相衔接。

　　第二点是医疗与康复护理需求。老年人对慢性病管理、失能照护、急症救治的需求尤为迫切。一是要深化医养结合，推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服务站点结对，设立家庭医生工作室，开通养老机构与医院的双向转诊绿色通道，同时鼓励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，提供基础诊疗和安宁疗护服务；二是强化专项照护供给，针对失能、认知障碍老人，增加护理型床位数量，开展专业照护培训，推广家庭养老床位建设，为居家失能老人提供持续专业的照护；三是普及健康管理，通过社区讲座、上门随访等方式，普及慢性病防控知识，借助智能穿戴设备监测老人健康数据，实现疾病早发现、早干预。

　　第三个核心需求是精神文化与社会参与需求。随着生活水平提升，老年人对精神富足的需求愈发强烈，一方面要丰富文化供给，依托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、老年大学开设书法、舞蹈、智能设备使用等课程，契合老年人学习新技能、拓展兴趣的需求；另一方面要搭建社交与参与平台，组织老年合唱团、广场舞队等社团，开展邻里互助活动，同时开发老年人能力评估师、社区助老员等适配岗位，鼓励低龄健康老人参与志愿服务，既发挥其余热，又增强社会归属感。

　　余心韵：“兜底线”中对老年人的权益守护也是目前养老服务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。老年人易成为诈骗、侵权等行为的侵害对象，且部分老人缺乏维权能力。在养老服务场景中，老年人因信息不对称、维权意识薄弱等原因，常面临多项权益被忽视的情况，这些权益往往与日常生活、服务消费、人格尊严紧密相关，却容易因“隐性”“低频”等特点被忽略。除了权益守护，还普遍存在几类基础性法律问题：一是服务合同与标准模糊，机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，容易引发合同纠纷；二是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意定监护等制度在实践中因缺乏细则而“落地难”；三是公益慈善活动与商业营销的边界模糊，老年人容易被利用进行非法集资；四是随着“银发经济”发展，老年消费在旅游、金融等领域面临新型侵权；此外，城乡人口流动带来的“老漂族”赡养、异地医保结算等问题，也对现有法律法规提出了新的衔接与整合挑战。

　　很多社区现在已经在探索“公益+市场化”的运作模式。比如泸州的红星街道，他们成立了社区微基金，通过慈善反哺公益，用微基金的钱来帮助特殊困难老人、困境儿童等是一个很好的创新，这相当于为特殊困难老人建立了“应急保障线”，能解决他们的突发困难，比如生病住院、生活窘迫等，减少了因“无钱就医”“生活无着”引发的权益纠纷。从法律角度看，这种社区微基金的运作，有明确的捐赠渠道和使用公示，能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，避免了公益资金被挪用的风险，为其他社区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。

　　该模式虽可行，但推行时需解决好两个核心问题以保障效果。一是平衡公益与盈利的边界，政府需出台明确监管规则，如限定公益服务的覆盖比例、制定服务价格上限，避免企业过度追求利润而压缩公益服务；二是适配不同社区差异，比如成都核心城区社区可侧重引入高端化、精细化市场服务，而川内资阳、自贡等老龄化程度高的中小城市社区，可借鉴低成本的闲置资源改造模式，优先保障助餐、基础照护等刚需服务，同时建立企业服务考评机制，对服务优质的企业给予政策扶持，对不合格的及时清退，确保模式长效运转。

　　破解这些难题，需要政策、市场与技术形成合力。在资源均衡上，应推行差异化政策组合，对川东北高老龄化地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，复制红星街道“仓库改造+阶梯收费”“以副补主”等低成本模式；对成都等发达地区，重点发展高端康养业态，形成“普惠兜底+品质可选”的分层体系。在服务创新上，需深化红星街道“政府+社区+企业”的多元合作机制，鼓励企业参与养老设施运营，如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通过政府改造成本、企业投设备的方式，实现公益与盈利平衡。

　　人才与技术是“享老”转型的关键支撑。应持续扩大“蜀养人才”培养规模，完善技能评价与薪酬激励机制，将养老护理员纳入高技能人才扶持范围，解决红星街道这类基层服务点的人才短缺问题。同时推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，借鉴不同地区的智能服务经验，建立全省统一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，实现需求采集、服务派单、质量监管的全流程数字化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“享老”不单是城市老人的选择，更能惠及农村高龄群体；不仅是少数人的品质体验，更成为全体老年人的生活常态。